政治动员是近代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兴起的过程中，政治动员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书引入建构“共意”这样一个具有独特性的概念，从社会文化结构和社会心理方面分析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机制，对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在农民中间的传播展开了结构性动态分析。本书为从新理论、新视角解读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乃至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近现代革命史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本。

由魏本权著的《革命策略与合作运动(革命动员视角下中共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研究1927-1949)》以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为视角切入对中国革命根据地群众性经济运动的观察、思考与阐释，围绕中国共产党的生产动员与革命策略考析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何以成为群众运动。以此视角考察革命根据地群众运动的发生发展、复杂面相、微观机制、运行机理和党群互动关系，一方面有助于从群众运动角度深化对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认识。另一方面，这可以为深度理解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如何"获得群众"与"赢得乡村"、理解中国革命现代性提供实证基础，对继续深化中国革命研究，整合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与后现代范式，构建革命社会史研究范式也具有理论创新价值。

本书以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为视角切入对中国革命根据地群众性经济运动的观察、思考与阐释，围绕中国共产党的生产动员与革命策略考析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何以成为群众运动。以此视角考察革命根据地群众运动的发生发展、复杂面相、微观机制、运行机理和党群互动关系，一方面有助于从群众运动角度深化对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认识。另一方面，这可以为深度理解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如何“获得群众”与“赢得乡村”、理解中国革命现代性提供实证基础，对继续深化中国革命研究，整合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与后现代范式，构建革命社会史研究范式也具有理论创新价值。

本书以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为视角切入对中国革命根据地群众性经济运动的观察、思考与阐释，围绕中国共产党的生产动员与革命策略考析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何以成为群众运动。以此视角考察革命根据地群众运动的发生发展、复杂面相、微观机制、运行机理和党群互动关系，一方面有助于从群众运动角度深化对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认识。另一方面，这可以为深度理解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如何“获得群众”与“赢得乡村”、理解中国革命现代性提供实证基础，对继续深化中国革命研究，整合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与后现代范式，构建革命社会史研究范式也具有理论创新价值。

本书以社会性别为主旨，以中共女性教育方针政策与当时女性的经验体验之互动为主线，借助女性学与教育政治学两大主轴，挖掘当年与现今陆续出版的女性原始史料，力求恢复到昔日那段客观存在而又多重面像的立体历史。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个著作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最重要问题的观点。 1851年8月初，进步的资产阶级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编辑之一查理·德纳要求马克思为该报写稿，这是写这本书的直接原因。马克思当时忙于经济研究工作，于是他请求恩格斯写一些关于德国革命的文章。恩格斯在写这些文章时利用了“新莱茵报”合订本作为主要的资料，此外，恩格斯还利用了马克思向他提供的一些补充材料，并且经常同马克思交换意见。同时，这些文章在寄给报纸之前，马克思也都看过。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一组文章从1851年10月25日到1852年10月23日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署名是马克思；直到191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来往书信发表之后，才知道这个著作是恩格斯写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没有重新出版过。这本著作的英文单行本第一...(展开全部)

到21世纪的今天，“革命”作为一个术语，如此广泛地被使用，甚至一次清洁活动都可以用革命冠之，以至于它的最初面目已经变得模糊不清和无关紧要了。但是，在需要系统地了解社会科学的今天，还是有审慎分析一些常用的社会科学术语的必要的，这是我们研究社会科学时必须要补的课程。 同其他社会科学名词一样，知识背景的差异导致了解释的迥然不同。对于“革命”，和随之伴生的“反革命”，西方学者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定义上就存在着分歧。显然，本书作者很多的思想资源时取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但是，其理解却存在着比较大的误差，并进而导致他关于革命理论其他解释的种种缺陷。同时，作者对于一些革命实践，尤其是中国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持有一些错误认识和见解，个别评论和描述方式也不恰当。为尊重作品的完整性，我们除了删改了极少几处外，基本保留了其原貌，希望读者在阅读时一定要把握好尺度，坚...(展开全部)

到21世纪的今天，“革命”作为一个术语，如此广泛地被使用，甚至一次清洁活动都可以用革命冠之，以至于它的最初面目已经变得模糊不清和无关紧要了。但是，在需要系统地了解社会科学的今天，还是有审慎分析一些常用的社会科学术语的必要的，这是我们研究社会科学时必须要补的课程。 同其他社会科学名词一样，知识背景的差异导致了解释的迥然不同。对于“革命”，和随之伴生的“反革命”，西方学者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定义上就存在着分歧。显然，本书作者很多的思想资源时取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但是，其理解却存在着比较大的误差，并进而导致他关于革命理论其他解释的种种缺陷。同时，作者对于一些革命实践，尤其是中国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持有一些错误认识和见解，个别评论和描述方式也不恰当。为尊重作品的完整性，我们除了删改了极少几处外，基本保留了其原貌，希望读者在阅读时一定要把握好尺度，坚...(展开全部)

人们往往把现代世界的兴起与科学态度在16、17世纪的出现尤其是哥白尼联系在一起。然而，要想理解现代世界的兴起，就必须理解它在中世纪的开端。全球性的现代文化是中世纪基督教文化自我演进的一种产物，其先决条件是人的自我理解的一种转变，这种转变与对上帝、上帝与人、上帝与自然的关系的不断变化的理解密切相关。文艺复兴时期对透视法的兴趣是理解这种发展的一把钥匙，阿尔贝蒂的《论绘画》对此作了简洁表达。但与此兴趣密切相关的是关于上帝无限性的神学思辨，库萨的尼古拉的工作特别清楚地反映了这种关联。 现代的自我肯定（self-assertion）必然笼罩着虚无主义的阴影，后现代思想已经对现代世界的发展提出了质疑。然而，只有理解了现代世界的正当性，我们才能开始理解和面对其非正当性。正是本着这一精神，本书最后呼吁一种或可称为后后现代的（post-postmodern）地心说。